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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時期的社會形態

作者:admin      來源:本站      點擊:2147      時間:2016-10-19

夏代,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十七世紀,是中國第一個王朝。夏王朝時期,標志著中國若幹萬年的原始社會基本結束,數千年的階級社會從此開始,它的誕生成爲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個重要裏程碑。

中國上古時代自從進入文明時代以後,也就進入了氏族封建制的時代,夏商時代就是其典型的時期,周代的宗法封建制是其繼續和發展。

由于夏代是由野蠻向文明轉變的時代,因此其社會形態不可避免地帶有社會轉型期的特點。

“夏后氏尚匠,殷人尚梓,周人尚舆”(《周礼·考工记》)。从夏代开始,我国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夏代社会形态反映了由野蛮向文明迈进的时代特色,当时的社会形态既保有氏族传统,又出现了国家的雏形,其设官分职与颇富氏族时代特色的“中邦锡土、 姓”(《尚书·禹贡》)合为一体,虽开后世官吏体系之先河,但又与后世的职官大异其趣。

氏族和部落聯盟在夏代社會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和部落以及部落聯盟相比,氏族當然只能是其基礎的社會組織形式。然而,古代文獻中又常以“氏”來作爲上古時代部落和部落聯盟的代稱。

從社會經濟形態上來看,夏代氏族中已經出現了封建制度,這是原始氏族中所未曾出現的。從社會組織形態上看,夏代社會上的大量作爲方國部落的氏族,與夏王朝之間存在著封建的關系,這也是過去所未曾有過的。《史記·夏本紀》記載的一段史料值得關注,是篇謂:“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後氏、有扈氏、有男氏、斟氏、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戈氏。”由此可知,夏代的夏後氏、有扈氏、有男氏等,都是禹以後分封的結果。經過封建之後的方國部落,便在社會組織上成爲以夏王朝爲主的方國聯盟的成員。這與方國部落間一般的友好關系並不完全一致。

夏王朝時期方國部落的數量很多。《呂氏春秋·用民》篇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在這樣的方國部落中,夏王朝進行封建的情況是比較複雜的,方國之間並非平等關系。夏的分封與滅國是有聯系的,只有滅國,才能有分封。《國語·鄭語》載:“董姓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夏王朝所滅掉的氏族數量應當是很多的。禹的時候萬數的諸侯,“至于湯而三千余國”(《呂氏春秋·用民》),其間所差的六七千諸侯當爲夏所滅者。

經過封建的氏族是夏王朝統治的基礎,許多氏族擔負著夏王朝所委派的任務。如羲氏、和氏爲夏觀測天象以制定曆法。周族的先祖曾爲夏的農官以主持稼穑之事,直到周穆王的時候,卿士祭公謀父還說“昔我先王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國語·周語》。周在夏代是以善以務農而著稱的部落,世任夏王朝的後稷之官,直到夏王朝衰亡的時候。另有封父,可能是專門爲夏制作良弓的部落。

夏代是由國家萌芽向國家的完備形態發展過渡的時期。夏代社會上已經出現了具有國家性質的新的因素。從古代文獻記載看,夏代已經有了刑法,《尚書·呂刑》序“穆王訓夏《贖刑》和《呂刑》”,夏代已經有了《贖刑》存在,並曾流傳到周代,成爲周代制定刑法的重要參考。所謂的《贖刑》,可能就是《禹刑》,即春秋時期晉國的叔向所說的“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左傳·昭公六年》)。關于《贖刑》的內容今無可考,若顧名釋義,則“贖刑”有可能指納物以代罰。關于夏代的刑罰,《左傳》昭公十四年引《夏書》載:“昏、墨、賊,殺”,指犯有三種罪過者要死。春秋時期晉國的叔向謂這是“臯陶之刑”,可能是臯陶所制之刑而爲夏代沿用者。

夏代國家還只是處于初期階段,其組織形態、典章制度還很不完善。作爲夏王朝統治甚而的主要是散布于廣大中原地區的爲數衆多的方國部落。夏的王畿地區雖然有可能有地域組織出現,但不會占主要地位。《尚書·禹貢》說大禹治水以後“九州攸同”,並分述九州的山川、土地、物産等情況,然而“九州”是後世的概念,不應當據此而斷言夏代已經有了九州的區劃。在夏代,以血緣關系爲准則的氏族、部落還在社會上有巨大影響。夏王朝的家天下的局面盡管已經確立,但在民衆的心中,夏王還沒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東夷族的後羿可以輕而易舉地“因夏民以代夏政”(《左傳·襄公四年》),就是一個例證。

盤庚遷殷是商代曆史的轉折點,研究盤庚遷殷的過程及相關問題,實爲考察殷商社會形態不可缺少的內容。殷代社會結構的根本特點是方國聯盟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這點恰被忽略了。從戰國秦漢時代開始,人們往往對當時封建王朝的理解來推想古代社會的情況,把夏、商、周看成和秦漢一樣的封建專制帝國。孟子說,商代武丁時就“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孟子·公孫醜》)。司馬遷寫《史記》分別爲夏商周立了本紀,這是當時社會思潮對史學影響的結果。盡管這基本上反映了夏、商、周是我國古代文明的核心這一史實。但是,說夏的時候“九州攸同”,商湯時“踐天子位,乎定海內”,周武王時“實撫天下”,這就未免不符合夏商周時代實際的曆史進程。

夏商周三代,特別是夏商時代,還是方國林立的狀態。這在古代文獻裏有不少記載,如《左傳》哀公七年:“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墨子·非攻》下:“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余。”《呂氏春秋·用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戰國策·齊策》四:“大禹之時,諸侯萬國,及湯之時,諸侯三千。”《晉書·地理志》:“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見于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由此可見,夏商周三代確實存在著爲數衆多的部落和方國。它們之間的分化、組合、聯盟關系的發展和演變,是當時社會曆史進展的軸心。像殷都屢遷這樣重大的社會政治問題應當而且可能從這裏就能找到答案。

商代方國聯盟是在成湯時期形成的。成湯所以能夠滅夏,“正域彼四方”(《商頌·玄鳥》),創立了赫然卓然的豐功偉績,與他致力于方國聯盟的建立和鞏固有直接關系。在湯的主持下,殷和有莘氏首先結成了牢固的聯盟。在殷商時期的方國聯盟中,除了有莘氏之外,還有彭、韋、邳、相、井、奄等。但殷與有莘氏的聯盟是方國聯盟的核心。

成湯滅夏以後,方國的聯盟有很大發展。《呂氏春秋·當國》就有漢南四十國歸附成湯的記載。許多方國和部落的首領對早商時期的方國聯盟做出了貢獻,因此受到殷人的祭祀和贊頌。殷商時期的方國聯盟滲透原始民主精神,用盤庚的話來說,就是“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尚書·盤庚》上)“共政”的情況乃是殷商時期社會政治結構的基本格局。

成湯及其以後的殷商時期的殷王正是通過“共政”的形式導演出了威武雄壯的曆史場面,取得了空前的巨大功績。後來周人演成湯故事,也靠方國聯盟的力量滅商而代之。因此,周人對于成湯時期的方國聯盟很有些精辟的說明。周公曾經對殷的所謂“諸侯”,即諸方國首領說:“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尚書·多方》)周公認爲滅夏是成湯與“多方”共同建立的功勳。以殷與有莘氏爲核心的方國聯盟的成功是周人所借鑒的重要曆史經驗之一。

方國聯盟不僅貫穿于有殷一代,而且存在于夏、周兩朝。可是早商時期的方國聯盟卻是最典型、最具有特色的。它不僅在商代的社會形態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就聯盟本身來看也具有許多重要特點。第一,早商時期的方國聯盟具有濃厚的原始民主、平等性質。第二,早商時期依靠神權作爲維系諸方國的主要紐帶,而不以行政命令爲主要手段;第三,早商時期的方國聯盟在經濟上平等互利,不存在後世那樣的賦役征發;第四,早商時期的方國聯盟允許敵對勢力中的被征服者加入自己的聯盟。這既不像先商時期上甲微滅有易那樣,變有易爲一片廢墟,也不像晚商時期那樣變被征服者爲商的版圖。

殷都屢遷從根本上來說是方國聯盟這種政治結構形式所決定的,也可以說是早商時期方國聯盟中原始民主、平等精神的體現和諸方國對比的結果。因爲早商時期的諸方國要求聯盟本身能夠提供強大的力量對付敵對勢力的騷擾和劫掠。

西周時期社會形態建立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基礎之上。氏族到了周代多稱宗族,這是宗法制普及的結果。夏商周三代對于後世影響最大的是周代。可以說,周代社會形態的形成,是中國古代傳統觀念的奠基。

分封制是周代的一種重要制度。據說殷代就已經有了分封的現象。其實不惟殷商如此,夏代也有類似的情況,因此司馬遷才說“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史記·夏本紀》)。從淵源看,夏商時代的分封現象是原始時代部落、氏族繁衍發展情況的繼續,只是隨著社會發展而增添一些新的內容並形成方國聯盟。周代的分封制在本質上卻與夏商兩代有著很大區別。夏商時代,分封只是方國聯盟的一種補充,當時社會形態的基本格局是在強盛的夏商王朝周圍凝聚著大大小小的衆多方國部落,很有些衆星捧月的意味。

周代的分封制度情況截然不同,其分封制已經是社會形態的主體,它不單純依靠周王朝強盛所産生的凝聚力,而是分封子弟親戚,讓他們建立新的國家。夏商王朝聯系諸方國,主要靠神權。周王朝則主要靠血緣親戚關系,神權已經退居于次要的地位。

周武王時期進行的分封,只是夏商時代以來傳統的分封現象的繼續。周公東征以後大規模的封邦建國才是周代分封制、宗法制的真正開始。分封制的實施在周公、成王、康王時期最爲集中,進入西周中期以後分封制所造成的政治格局已經形成,但個別諸侯國的分封卻延至西周末期。

從中國古代政治形態發展演變進程看,分封制的意義在于它是聯結方國聯盟制和君主郡縣制的關鍵。

商朝是实行联盟制的典型时期,诸方国部落虽然对商王朝有一定贡纳和联系,然而基本上是独立的,它们对于商王朝并没有太多的依附。这些方国部落的向背是决定商王朝兴衰的关键。周武王时期,试图走殷商路线,靠方国部落的拥戴以实现周王朝的长治久安。然而,武王死后,殷商后裔和东方诸国即发生大规模的叛乱。这个事实表明传统的联盟制已经不能适应周代的形势发展, 要真正长治久安,就必须在政治社会形态上有所发展。具有卓越政治才能的周公审时度势,不再循规蹈矩,而是开创了分封姬姓子弟诸侯的新局面。

經過周王朝冊封所建立的諸侯方國和夏商以來的方國部落是截然不同的。因爲大部分諸侯國,尤其是姬姓諸侯國,其建立和鞏固都與周王朝息息相關,並且和周王朝有主從關系。分封制是政治體制方面的一項創舉,它的實施是繼聯盟制以後加強中央與地方關系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宗法與分封是維系周代社會的兩項重要制度。它們決定了周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點,即等級森嚴、上下相維、內在和諧。由氏族傳統轉化和凝聚而形成的宗法觀念深入人心。在通常情況下,各階層的諸侯各安其位、內向克制,對宗族有強烈的責任感,尊祖敬宗是其不可須臾離開的准則。

分封制度形成了開放型的周代社會形態,它在各方面所注重的是“分”,而不是“合”。周代將盡量多的姬姓子弟、親戚以及功臣分封出去建立諸侯國,這具有深遠影響,表明周王朝比夏商王朝具有更強大的實力。夏商時期的都邑很少,到了周代則數量劇增,呈現出星羅棋步的狀態,各地的經濟文化聯系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分封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古代方國部落的閉塞狀態,大大推動了古代文明進程的腳步。客觀地說,周王朝進行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在政治制度、社會形態上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